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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恩嵩:忆 曲 波

作者:烟台文艺网 更新时间:2014-07-27 15:33

  1984年夏,掖县(现莱州市)县委接到通知,说是著名作家曲波同志和他的夫人刘波、女儿毳毳一行3人要来掖县。那时我任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县委就让我负责接待。由是,我和曲波的交往也就开始了。

  千里寻故地

  曲波这次在掖县住的时间比较长,他又不想到设备齐全的客房里去住,我就把他们一家安排在县招待所比较僻静的3间平房里。曲波说:“这个地方太好啦,和在家一样,你就去忙吧,有什么事我就打电话找你。”

  尽管我当时的工作确实很忙,但稍有空闲时间我就去曲波那里拜访,并陪他一起活动。

  61岁的曲波并无衰老之相,他精神矍烁,十分健谈,妙语连珠,思维相当敏捷,我常常来不及思考他说话的内容,便又开始讲另一件事。他谈到在国外访问的所见所闻,谈到他的儿子磊磊学画有成、正在为英国皇家宫廷制作壁画,谈到这次随他而来的小女儿毳毳在伦敦街上开了一家中医诊所、甚受伦敦市民欢迎的情景。当然,更多地是谈他参加革命的经历,对掖县这片热土的一片深情。

  曲波15岁参加了八路军,在他17到19岁这3年中,他所在的部队辗转于掖、黄之间同日寇作战,屡屡获胜。这次他带全家来掖县,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去看望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这样,我就必须陪他一同前往。

  在抗日战争中,年轻的曲波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担任过连、营的指导员。40年弹指一挥间,千里寻故地,来到他当年同敌人曾经激战过的地方。他回忆起那段难忘的艰苦岁月,寻找着自己过去的足迹。如烟的往事似乎又回到他的眼前,在那些他熟悉的山水村落之间,他想起了失去的战友,常常驻足不前,思绪万千,眼里噙着热泪……

  他对战友的怀念之情深深地打动了我。回到他的住处,我们仍然依依不舍地聊到深夜而毫无倦意。

  当时曲波刚从国外访问归来,他还谈了很多国外经济科技方面的一些信息。当他知道我也爱好文学创作时,又谈了他的身世、他怎样读书、怎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等使我倍感兴趣的话题。

  一边听着他的诉说,我一边想:改革开放刚刚开始,曲波讲的从国外带回来的种种信息对发展乡镇企业、搞好经济建设很有启发。而且,人们大都读过他的《林海雪原》、《桥隆飙》、《山呼海啸》等长篇小说,很想知道这些小说他是怎样写出来的。由他作一次报告,让全县各级干部都来听,岂不更好?

  我把组织一场大型报告会的想法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书记、分管政工的副书记对我的想法大力支持,并让没有外出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们都去听听曲波的报告。

  我把县委的意见对曲波说了。他非常高兴,问我:“你说我该讲些什么?”我说:“讲这两点行不行?一是你从国外带回来的经济、科技信息,二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之路。”

  他思索片刻,说:“好,听你的。”

  泪洒文学路

  报告会在红旗会堂举行。我以县委宣传部的名义通知到会的人员有:县直机关全体干部,县属各大企业、各公社党委、管委的领导成员,1300个座位的礼堂里坐无虚席,通道里又加了很多坐凳,与会者达1500多人。报告会由我主持。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独具一格的报告会。在长达两个半小时的报告中,他的讲话一次又一次地被热烈的掌声打断。曲波不主张中间休息,而听报告的人也没有一个人随意出入,他们全神贯注地听讲,情绪也随着曲波的激情讲演而起伏跌宕。

  在讲到“我怎样走上文学之路”时,曲波说:“你们不要说我是什么大作家,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业余作者,永远都是!我的命运和我的名字一样,曲曲折折,波起波落。”

  他的思绪回到了那个苦难的童年时代:1923年,他出生在黄县(现龙口市)枣林庄的一个贫苦的农民家里,生活难以为继,只读了几年私塾,13岁就辍学务农。那时,他的父亲在农闲时挑着担子串街走巷收破烂儿,在废纸堆里发现了几本线装的《说岳全传》,便视如珍宝收藏起来。后来又通过沿街求购,把这套书全部湊齐。

  父亲非常喜爱这套书,一有空闲时间就捧书细读。这引起了小曲波的注意。趁父亲外出时,曲波便把父亲的《说岳全传》偷偷地拿来读。读着读着,他被书中的人物和故事吸引住了。当读到秦桧陷害岳飞的那些章节时,他对秦桧这个名字痛恨已极,便用指甲尖把“秦桧”这两个字挖掉。挖来挖去,那些书页就变成了“络络网”。当他把《说岳全传》读完后,凡是有“秦桧”这个名字的书页都被他挖得面目全非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錯误,万一让父亲知道了,把他心爱的这套书弄成这个样子,挨一顿棒打脚踢是在所难免的了。小曲波害怕极了,他只好把用指甲挖破的那些书藏在枕头底下,生怕被父亲发现。

  终于有一天,他枕头底下的书不见了,他做好了挨打的准备。他来到父亲的房间,看到父亲正在翻阅被他挖破的那些书。他噗地跪倒在父亲的面前说:“爹,我错了,你打我吧!”父亲回头把他拉了起来,对他说:“我的好孩子,你没錯,你是忠奸分明啊!”说完,就把小曲波紧紧地抱在怀里……

  讲到这里,曲波趴到讲台上呜呜地放声哭了起来,台下听讲的人无不为之落泪……

  也许正是父亲这一句话,使小曲波长大了长高了,在他的心里种下了一颗神圣的种子。记忆力超强的小曲波,又把《说岳全传》看了一遍又一遍,直到从头到尾全都背了下来。只要提起岳家军的故事,他就会说出这个故事出自《说岳全传》的哪一卷哪一页。后来,他又精读了《三国演义》。这两部古典名著,孕育了他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博大胸怀,滋养了他自强自立、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同时也让他感受到我国传统章回小说的无穷魅力。解放后,他用同样的读书方法详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使他大开眼开,通晓了现代小说的写法。直到这时,他还是没有想到将来自己会成为一个作家。曲波说:“我读的书并不多,我认为,把一本好书读精、读深、读透最重要。”

  文学总是与寂寞共存、同困厄相伴,曲波的仕途并不顺畅。1950年,他转业到铁路系统工作,任齐齐哈尔机车车辆制造厂的党委书记。50年代中期,当地领导主张推行苏联的“一长制”,曲波认为不合中国国情。领导让他检讨,他既不作口头检讨,更不写书面检查,于是就批判他。他根本不服,便赋闲在家,等候发落。

  在这段孤寂独处的日子里,他想起了驰骋疆场奋勇杀敌的激情岁月,想起了当年两次身负重伤盼望重返战场的急切心情,想起了在东北大雪原的剿匪战斗中牺牲的杨子荣、高波等亲密战友……他常常夜不能寐仰天长叹,一次又一次地呼唤着战友的名字而潸然泪下……他在方格稿纸上写下的第一句话是“以最深的敬意,献给我英雄的战友杨子荣、高波等同志”,接下来便一发难收。这期间,他从齐齐哈尔调到北京,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用眼泪写出了厚厚的一堆书稿。

  但是,有了书稿却没有书名。1956年春节期间北京降雪,当曲波把前来拜访的朋友送出门外时,大雪下得正酣,他看着朋友远去的身影,看着漫天大雪中矗立着的参天大树,“林海雪原”四个字跳入他的眼帘,他决定就用这四个字做他的书名。

  书稿和书名都有了。但怎样把它印成书,曲波却茫然不知。他用包袱包着书稿去了多家出版社,均被婉拒。后来有人让他到作家出版社看看,曲波说:“我又不是作家,他们怎么能为我印书?”人家说:“只要你的书能印出来,你就成了作家了。”他只好硬着头皮去试试运气。

  作家出版社的编辑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把书稿粗略地浏览后就留下了,还记下曲波的住址,让他回家听信。不到一个月,曲波收到了约谈信,这一夜他激动得久久不能入睡。第二天,他去了出版社。编辑对他说:“你的小说写得不错,我们打算出版。但书稿里缺少爱情内容,能不能补上几章?”曲波高兴地说:“没问题,我几天内就可以补上。”于是,他连夜补写,书中就有了“少剑波雪乡萌情心”那一章,就有了“万马军中一小丫”的情诗,小说的后半部便有了这条爱情副线……

  《林海雪原》出版后,引起了巨大反响。他的《桥隆飙》、《戎萼碑》、《山呼海啸》等长篇著作也相继问世。

  曲波的这次报告相当成功。报告结束后,人们还是依依不舍不想离去。直到今天,那些听讲的人一提起这场报告仍然记忆犹新。

  曲波一家回京前,我想送他一点掖县的土特产品,算是个纪念吧。我把这个意思一说出来,曲波立刻火了,对我说:“老戴啊,你想害我吗?我缺什么就去花錢买,犯不着你搞这一套!”他这一发火,我也只好作罢。

  分别那天,刘波把她用行书写的一幅字送给我,书文由曲波出句:“佳丁志在满园芳。”我高兴地接受。曲波对我说:“老戴啊,咱们成了好朋友了,你去北京时,一定要告诉我,咱们再好好聊聊!”

  他说得非常恳切,我点头答应。那时,他的眼睛湿润了……

  劫后一闲鹤

  1985年,我被调到烟台工作。在此后的几年中,和曲波只是通通电话报个平安,没有时间长谈。因为他的儿子和小女儿都在英国,在“隔代亲”这种情愫的牵引下,他和刘波常常在北京和伦敦之间飞来飞去,曲波把这种生活称为“闲鹤游天”。

  1989年4月,我去北京联系我的长篇小说《舞星情泪》的出版事宜,住在金台路人民日报社附近的一家旅馆里。事情办完后,我给曲波打了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你现在马上来我家!如果买了回程票,你就把它退掉。”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只好去他家了。

  他家住在百万庄辰区11号楼,房子不大,客厅里除了沙发茶几以外,就没有多少空间了,门外就是吵声不断的菜市场。曲波说,他很喜欢这个地方,一有闲空可以和菜农、摊贩们聊天,从他们那里可以得到很多信息,感知社会的巨大变化。紫竹院离他家很近,那是他和老战友老邻居们聚谈听竹的地方。

  刘波里里外外地忙活着。她整洁、麻利、待人热情,很容易使人想到当年的“小白鸽”。她却说:“小白鸽如今变成老母鸡了。”她一面说一面做,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又买了好多水果和糕点。饭后,她又沏上一壶热茶,让我们边喝边聊。

  我问曲波:“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是根据你的《林海雪原》改编的,为什么在“文革”中还要批斗你,使你遭了那么多的罪?”

  说到这个话题,曲波脸上堆满苦笑,欲言又止,半天才回过神儿来。可能有什么难言之隐?我说:“不想说就别说了吧!”他说:“不,要说,当然要说。”他有板有眼地说出了下面的经过:

  1969年6月27日,他被接到钓鱼台去,见到了江青。江青要曲波根据《智取威虎山》的样板戏剧本改写他的《林海雪原》。曲波说:“我的水平不够,改不出来。”江青还让曲波写一部辽沈战役的小说,一定把林副统帅写进去,并准备给曲波配备两名助手。曲波说:“我在辽沈战役中只是个中层指挥员,不了解整个战役情况,再说我也没有指挥青年作家的能力。”一一婉言拒绝,江青大为恼火。后来,传单上就印出了江青的话:“曲波很坏,不听我的话。”于是,厄运的降临就不可避免了。

  曲波越说越激动:“在京剧《智取威虎山》里,他们加了一个情节:李勇奇是从威虎山上逃出来的,解放军进山剿匪却让他作向导,这可是兵家之大忌啊!”说到这里,他气得发抖,我赶紧转换话题。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作家都希望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影视剧,以扩大影响,而曲波对此却漠然处之。有一位编剧,根据曲波的《桥隆飙》改编成几十集的电视剧本,取名《复仇的旋风》,让曲波谈谈意见。曲波只看了几集,就找把那位编剧找来,没有客套,开门见山,对那位编剧说:“你根本就没有读懂我的原作。复仇的旋风?你把它写成上房飞天的武侠片,这不是在糟塌我的桥隆飙吗?”所以,在他去世以前,很少有人再找他谈改编影视剧的事。

  说他居功自傲也好,说他军旅作风也好,他看准的事理别人无法改变;说起话来直来直去毫无顾忌,这就是曲波。他的这种性格和表达方式,会使有的人很不愉快,或者说感到是一种伤害。曲波也深知自己的这种脾性不好,就是难以改掉。正是这个原因,尽管他成名后增加了很多头衔,却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在各大媒体中也难以见到他的身影。不过,他那颗灵动的心,还是火热火热的。

  我们聊到深夜,第二天起得较晚。早饭后,他领我到紫竹院里散步。适逢原铁道兵副司令员刘居英也在,我们互相介绍,一起合影,坐到同一条长椅上。这时,春风徐来,竹声萧萧。曲波突然问我:“老戴,你还记得郑板桥那首咏竹诗吗?”我说:“记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曲波说:“你背得不错。我们这一代人啊,总是把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安危挂在心上。改革开放好啊,国家要富强,人民也过上好日子了。我们呢?老喽,还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呢?”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发出这样的感叹:“廉颇老矣!”

  和曲波聊天,听他侃侃而谈,是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的事情多,更重要的还是他那耿介、爽朗、刚直不阿的性格,宽广而博大的胸怀,对社会对人生鞕辟入里的分析和参悟。

  8年前,曲波就悄然辞世。每当想起他的时候,就读读他写的那些小说。我读的《林海雪原》是1962年作家出版社的第2次印刷本;《桥隆飙》是上个世纪60年代初《山东文艺》连载的合订本。这些书,已被磨得连书名也模糊不清了。然而,却能使我感到曲波那颗炽热的爱国爱民之心的律动,能使我重温他“读书不在多,贵在精深透”的经典之言,能使我看到他塑造的鲜活形象翩翩走来……

  曲波走了,但他还在。

  (2010年11月2日脱稿于静远斋,

  载2010年第4期《胶东文学》)

责任编辑:文艺网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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