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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烟台地方史④:坚持全面抗战,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2015-06-05 10:12

  第四章坚持全面抗战路线,举行抗日武装起义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向北平附近卢沟桥的中国驻军发动突然进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一部,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潮影响下,奋起抵抗。8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抗击日军的侵略。9月23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共产党的建议,承认了共产党及人民军队的合法地位。至此,以国共两党为主体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山东省委根据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以及中共中央北方局提出的“每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脱下长衫,到游击队去”的号召,结合山东的实际情况,于9月制定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的10条纲领。纲领指出:建立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和组织抗日武装是当前的紧迫任务;在韩复榘军队开始撤退或溃散,日军尚未到达或立足未稳之时,是发动起义的最好时机;起义部队可用“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名义;用“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的口号,筹集抗日经费和枪支弹药。省委还制定了分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计划,并请求中央和北方局派一批红军干部和抗日军政大学学员到山东帮助组织抗日武装。

  10月中旬,中共山东省委在济南召开紧急会议。会后,山东省委派林一山和张加洛等一批共产党员回到胶东。此时,根据国共谈判达成释放政治犯的决议,被国民党关押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理琪、宋澄、宋竹庭等出狱后,亦被山东省委派回胶东。这些同志回胶东后,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恢复发展党的组织,组织群众,发动人民抗日武装起义。原来留在胶东各地的党员同志,也抓住这一时机,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

  1937年9月,共产党员于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派遣,回家乡蓬莱县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并建立了以于眉为书记的中共蓬莱县支部,11月成立中共蓬莱县委,于眉任书记。10月,共产党员刘坦从国民党监狱被释放,回到招(远)莱(阳)边区与共产党员田绰永等取得联系,在马连庄(现属莱西市)成立了中共平(度)招(远)莱(阳)掖(县)边区临时委员会,田绰永任书记。11月,原中共海阳县委书记刘仲益和孙铭瑞、孙世堂等从国民党监狱获释回到海阳后,找到李桂岩接上组织关系,重新成立了中共海阳特支,刘仲益任书记。l 2月上旬,理琪受中共山东省委指派,从济南回到胶东后,在中共胶东临时工委的基础上,重新成立了中共胶东特委,理琪任书记,吕志恒任副书记,特委委员有林一山、张修己、柳运光、李紫辉。12月,共产党员吴青光在与中共山东省委接上组织关系返回莱阳后,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省委对莱阳党组织的指示,并根据省委指示成立了中共莱阳县委员会,吴青光任书记。同月,从狱中返回胶东的宋竹庭、于克恭等人,根据中共胶东特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牟海临时工作委员会,宋竹庭任书记。原有烟台市各县的党组织也都得到恢复和发展。

  为了准备发动抗日武装起义,12月15日,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沟于家村召开了特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理琪、吕志恒、张修己、林一山、柳运光、张修竹、宋澄、王台、于得水等。会上,理琪传达了中共山东省委在10月中旬紧急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分区发动群众举行武装起义,在胶东以文登、牟平、莱阳一带的抗日武装为基础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以下简称“第三军”)的指示。会议并就武装起义的时间、地点、人员、准备工作及起义后的行动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会后,胶东特委领导人除少数留在本地赶写传单、标语和制作“第三军”大旗外,其余人员分别到烟台、文登、荣成、威海、牟平、海阳、蓬莱和黄县等地组织发动群众。

  第一节中共胶东特委发动天福山和威海起义

  1937年12月24日,按照特委扩大会议的决定,中共胶东特委在文登县天福山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有昆嵛山红军游击队全体成员及农民、学生、知识分子等共80余人。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郑重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参加起义人员组成“第三军”第一大队,于得水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随后,中共胶东特委决定:理琪、吕志恒、林一山等主要负责人继续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张修己、张修竹留在文登县沟于家村做联络工作;“第三军”第一大队西去进行抗日宣传。天福山起义及“第三军”第一大队的成立,标志着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支胶东人民抗日武装的诞生,揭开了胶东武装抗日的序幕。

  天福山起义后,“第三军”第一大队自天福山出发,向西行进,开展武装宣传工作。31日,队伍行至文登县米山乡岭上村时,突然遭到国民党文登县县长李毓英组织的地方武装数百人的包围。为了避免冲突,政委宋澄等29人与之谈判,竟遭逮捕,于得水乘机指挥其余人员突围脱险。李毓英把宋澄等29人绑押文登城后,杀害了金牙三子(乳山市人,原名邢京昌)、王洪、隋原清3人,余者被投入监牢,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岭上事件”。与此同时,由中共胶东特委派往牟平、海阳进行抗日宣传的于克恭、丁希昆等人,在海阳县圈港村(现属乳山市)也遭到国民党海阳县县长赵长江部队的包围袭击,共产党员丁希昆、王润恒、邵川田等光荣牺牲。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破坏和镇压,中共胶东特委一面积极进行革命活动,继续发展抗日武装,一面向国民党文登县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并大造革命舆论,迫使他们不得不释放宋澄等同志。

  “岭上事件”发生后,使刚刚成立的“第三军”受到了很大的损失,但中共胶东特委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的方针和决心没有改变,又于1938年1月成功地发动了威海抗日武装起义。1938年1月初,林一山在威海得知北平政法学院“民先”队员孙端夫在威海正同袁时若、孙明光(孙玺祺)、赵野民等人组织抗日武装时,便与他们取得联系。通过孙明光的关系找到其胞兄、国民党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专员孙玺凤商谈抗日,以争取孙玺凤的合作。随后,理琪等也到了威海,一面布置起义事宜,一面继续做好孙玺凤的工作。当孙玺凤同意了理琪提出的条件后,胶东特委决定发动威海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人员由威海、文登的党员、“民先”队员及部分学生、农民共100余人组成。15日凌晨,各路参加武装起义的人员分别从文登县大水泊、沟于家和威海郊区的羊亭等地赶来,同威海市区的人员汇合于指定的地点,并配备了理琪与孙玺凤谈判所得到的100多支枪及其他军用物资,组成了一支人民抗日武装。16日,起义部队在威海卫行政区管理公署院内召开大会,理琪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分析了中华民族当前面临的危险,号召大家到农村去发动、组织民众,开展武装斗争,联合一切力量打击日本侵略者,保卫家乡,保卫胶东。当日下午,起义部队向文登县沟于家村转移,后编入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大队。威海武装起义的成功,壮大了胶东人民抗日武装力量。

  随着抗日起义队伍的壮大和形势的发展,为了加强对抗日武装和地方工作的领导,1938年1月19日,胶东特委决定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理琪任军政委员会主席,吕志恒任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林一山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将“第三军”所属部队整编为两个大队和一个特务队。第一大队,孙端夫任大队长,宋澄任政委;第二大队,于烺任大队长(不久于得水接任),林乎加任政委;特务队由杜梓林任队长,孙镜秋任指导员。

  第二节牟平雷神庙战斗

  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成立后进行的第一次战斗,就是奔袭牟平县城,进行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抗战第一枪。

  1938年2月3日,日军3000余人自青岛沿烟青公路东犯,侵占福山和烟台后,又兵分两路,一路东犯牟平,一路西犯蓬莱、黄县、招远,各县县城相继沦陷。日军占领这些县城后,即组织伪县政府,接着又在烟台设置了胶东善后委员公署,以控制胶东各县伪政权。日军2月5日占领牟平县城后,以“胶东善后委员公署”的名义委任宋健吾为伪县长,建立起伪政权和伪军——商团武装。

  原国民党牟平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张建勋,在日军侵占牟平县城后,便把队伍拉到昆嵛山北麓的龙泉汤驻守。他向当时我党在牟平县做兵运工作的贺致平表示,有意准备攻打牟平县城。得此信息后,贺致平向他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提出可向“第三军”司令部请示,同他联合攻打牟平县城,张建勋欣然同意。贺致平即写信向理琪报告这一情况。这时,“第三军”西进抗日,已到达牟平县东南边界的崔家口村。接到贺致平的信,理琪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会议认为攻打牟平县城有利条件很多:伪政权刚组建立足未稳,我乘虚奔袭可操胜券;可以提高群众抗战胜利的信心;可以锻炼部队,鼓舞斗志;可以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对友军还可以扩大我军政治影响,有利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于是决定,除由胶东特委副书记吕志恒率第二大队留守崔家口外,其余部队全部参加攻打牟平县城。

  2月12日黄昏,理琪亲率第一大队及特务队由崔家口向牟平县城长途奔袭。当时,第一大队辖3个中队,每个中队有指战员约20余人,连同特务队队员共近百人。参加奔袭牟平县城的主要领导干部有:司令员理琪、政治部主任林一山、大队长孙端夫、政治委员宋澄、副大队长司绍基,以及辖属的一中队队长柏永升、指导员张玉华,二中队指导员姜克,三中队队长阎世印、指导员刘仲华,特务队队长杜梓林、指导员孙镜秋等。崔家口距牟平县城将近100华里,部队经过一夜的急行军,2月13日(农历正月十四日)黎明到达牟平县城南5里的小山岗。理琪同干部们观察地形后,作出战斗部署:理琪、林一山和大队领导干部率一、二中队、特务队从南门主攻;由各部抽出部分兵力从东门策应攻城;三中队在西门外担任烟台方向的警戒任务。一声令下,战士们轻装跑步前进,迅速抵达牟平县城下。在敌人完全没有发觉的情况下,南路部队猛扑城门,缴下岗哨的枪,迅速占领城楼,随即直逼伪县政府。东路部队刚攻到东关,守敌未经接战就撤回城里,“第三军”战士紧追不舍,直追至商团驻地,将商团武装全部俘虏、缴械。两路攻城队伍很快在伪县政府门前会合,理琪率领战士首先冲了进去。奇袭速战速决,旗开得胜,活捉了伪县长宋健吾和伪公安局长、伪商会副会长常继武等,俘虏以商团为主的武装人员100余人,缴枪100余支。

  特务队队长杜梓林领着战士们振臂高呼: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听到一阵阵响亮的口号声,居民们纷纷走上街头夹道欢迎。“第三军”战士抓紧时机,向群众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和抗日救国的道理,在大街上张贴“肃清汉奸,卖国贼”、“组织起来,武装保卫家乡”、“第三军是老百姓的队伍”等标语。群众纷纷把日伪逼着挂的旗帜扯下撕破,扔在地上。上午10点钟,“第三军”攻城战士在对俘虏进行教育后,把他们大部分释放,只押着宋健吾等几个主要官员,携带着缴获的枪支弹药,撤离牟平县城。

  攻城部队撤出牟平县城后,进入城南山区,指挥部及理琪等来到离城东南3里的雷神庙开会。雷神庙是个独立的四合院,有正殿、东西两厢和南倒厅,四周建有砖石围墙,建筑面积与院子面积均为500余平方米,庙外东、南、西3面都是开阔地,北面200米处为一村庄。指挥部命令战士们在这里休息待命,理琪、林一山和大队干部等在南倒厅开会,研究下一步的行动。会议对下步怎么办意见不统一:一种意见主张在牟平县城就地建立抗日政权;一种意见主张离开县城,到山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还有一种意见主张在既临近县城又背靠山区的地方打游击。在会议进行中,敌机曾3次飞临牟平县城上空侦察。对此,“第三军”领导同志虽有所警觉,但因在西门外已派出三中队阻击烟台敌军,且又派出一中队一部在附近警戒,所以只在敌机第二次飞临时,命令主力押着俘虏先行转移,会议仍继续进行。这时,留在庙内的干部、战士只有理琪、林一山等20余人。会议到中午12点以后,多数人赞成第三种意见,并做出立即转移,甩开敌人的决定。部队正准备转移,忽然听到一个送饭的群众高喊:“鬼子来了!”原来驻守烟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接到牟平县城被袭的消息后,在飞机的掩护下,乘汽车迅速赶到牟平县城。而我负责阻击和警戒部队的战士,缺乏战斗经验,在未报警的情势下自行撤走转移,因此日军得以迅速将雷神庙四面包围。

  在南倒厅开会的理琪等人,闻声冲出屋外,见到敌人已逼近围墙和大门,庙周围到处都响起枪声,形势十分危急,突围是不可能了。他们当机立断,迅速指挥部队坚守庙房,封锁住大门、便门和窗口。敌人集中火力,疯狂地向大门猛扑。守卫正殿及东夹道的宋澄、张玉华、李启明,守卫东厢的林一山、胡秀山、胡春林和守卫西厢及西南角落的姜克、谷熙纯、宋干卿、杜梓林互相配合,构成交叉火力,向敌人猛烈射击。在南倒厅的孙端夫、司绍基、袁国华、田野、小陈、黄寨、夏来、李锦辉也个个把住窗口,严密封锁。敌人暂时被打退了,但仍在远处向大门胡乱打枪。

  经过一番整顿,敌人又开始进攻了。指战员们毫不畏惧,沉着应战。理琪冒着枪林弹雨,来往奔跑指挥战斗。突然,一排枪弹打来,理琪腹部连中3弹倒在院子里,宋澄等急忙把他抬到后夹道。理琪的伤势很重,肠子都流出来了,但仍然忍着剧痛,鼓励大家要树立必胜信心,节省子弹,坚持到黄昏突围。林一山手腕被打伤,腿部也中弹,血顺着裤腿流到鞋里,但他全然不顾,坚持指挥战斗。杜梓林则爬上院墙,向西南方向的敌人猛烈射击,敌人的火力被吸引过来,正面的压力减轻了,可他自己却不幸中弹牺牲。

  敌人从南面正门几次进攻受挫,就变换招数,从屋外爬上屋顶,企图从上面压住我们。可是,敌人在屋脊上刚一露头,我神枪手胡秀山等弹无虚发,敌人一个个应声滚了下去。天渐渐黑了下来,下起了大雪。敌人输红了眼,放火点燃了南倒厅,战士们迅速转移到东、西两厢。火越烧越大,形成一道火墙,敌人也不敢冒然往里冲,熊熊的烈火倒成了我们的临时防线。忽然,“轰!”的一声震响,南倒厅墙倒屋塌,我们的正面完全暴露在敌人面前。但这时天已大黑,突围的时机终于来到。恰在这时,雷神庙东方传来了枪声,原来是贺致平看到敌机一直在西面上空盘旋,估计可能是我军在进攻牟平县城,建议张建勋赶快前往参战,张建勋立即率部奔向牟平县城。在张建勋部队的策应下,宋澄组织和指挥大家从便门突围出去,再折向南去。同志们背着理琪、林一山,搀扶着宋澄脱离了险境。他们走到离雷神庙南2里多路的杨岚,稍事休息。这时理琪同志已不幸牺牲,遂将他的遗体安放在群众的一个草园里。又组织了3副担架,抬着林一山、宋澄和胡秀山继续前进,2月14日回到了崔家口。

  雷神庙战斗从午后打到晚上,激战七八个小时。从现在仅存的革命遗物——在一块0.8平方米的铁皮雨搭子上,竟有138个弹洞,可见当时战斗之激烈。这一战,“第三军”以少数缺乏战斗经验的指战员和劣势装备,抗拒数倍于我的优势敌人,打退数次进攻,取得毙伤日军50余人、烧毁敌汽车数辆的重大胜利。雷神庙战斗,打响了胶东武装抗日第一枪,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大大地鼓舞了胶东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第三节烟台市各县举行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

  1938年,在天福山、威海抗日武装起义和雷神庙战斗的影响和鼓舞下,烟台市各县党组织纷纷发动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武装。主要的有:

  黄县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七•七”事变后,黄县的“民先”队员和共产党员在进步分子中,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联络各方面的抗日力量。11月底,房雨若、宋兆炼、范心然、仲曦东等l0余人,在百盈村小学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黄县抗日救亡团”。抗日救亡团成立后,一面深入各地宣传抗日、筹集抗日武器,一面与邻县抗日武装建立联系,积极争取上级党的领导。1938年1月中旬,抗日救亡团与中共胶东特委、第三军总部取得联系,领到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的番号(简称“第三军三大队”)。这时抗日救亡团已发展到四五十人,由于缺乏武器,队伍暂时没有集中起来。为加快起义进程,1月28日抗日救亡团在黄县城南下观庙召开会议,决定公开打出“第三军三大队”的旗帜,以扩大政治影响,形成领导全县抗日的核心。鉴于武器不足,会议决定在举旗起义之前,先到黄县县城夺取国民党驻守城县的乡校①第四中队的枪支。30日下午4时,起义部队集结于黄县城南菜园泊村东准备进城夺枪时,因情况有变,抗日救亡团领导决定改变进城夺枪计划,立即把队伍拉到黄格庄大庙宣布举旗起义,当晚树起了“第三军第三大队”的军旗。同时起草了《告同胞书》,临时推选李希孔(后叛变投敌)任大队长、王子敏任副大队长。31日,起义部队向东南山区转移,进驻莱山院村,并深入附近各树广泛发动群众。

  2月5日,日军占领黄县城。2月1 O日晨,黄县维持会头子杜乐先派王鑫山带领伪军40余人向“第三大队”驻地莱山院偷袭。伪军采取迂回战术,从莱山院东南包抄过来向院内射击,“第三大队”当即给予还击。当时,“第三大队”能够用来作战的枪支,只有两支步枪和三支匣子枪,子弹也不多。为了节省子弹,迷惑伪军,战士们大造声势,伪军不摸底细不敢靠近。战斗坚持到下午,副大队长王子敏带领部分战士迂回到西山上,居高临下,进行佯攻。伪军不知虚实,惧怕被歼,被迫撤回城里。“第三大队”刚刚成立就打退了伪军的袭击,取得了初战胜利,鼓舞了群众的抗日情绪,队伍扩大到百余人。这时,由于黄县维持会内讧,国民党地方实力派推出原黄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王景宋出面收拾残局,取消维持会,恢复黄县县政府,由王景宋担任黄县县长。“第三大队”为了扩大抗日力量,团结各派联合抗日,派出代表范心然、王纬仲与王景宋谈判,达成了有关联合抗日的协议。3月3日,“第三大队”在保持军事独立的情况下,驻进黄县外城文昌庙,同意暂编为国民党第五战区游击指挥部第九纵队“第二支队”(王景宋部为第一支队)。李希孔任支队长、宋兆炼任副支队长。“第三大队”与王景宋部的合编,在得到胶东特委认可后,干部思想得到了统一,部队得到了巩固,不仅相机收缴了维持会五、六、七区保卫团的枪支,使队伍发展到200余人,还消除了混在第二支队内部搞阴谋叛乱的坏分子,纯洁了抗日队伍。黄县县长王景宋虽与我党联合抗日,但缺乏抗日积极行动。随着黄县抗日形势的发展,第二支队与王景宋的矛盾日趋尖锐。王景宋不顾大局,克扣第二支队的军需和枪支;调离第二支队的干部,进行分裂活动。为了坚持党对第二支队的领导,更有力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经胶东特委同意,决定武装整编王景宋的部队。1938年4月末,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八支队经与中共胶东特委、第三军总部协商由寿光到达黄县县城,王景宋以“县城小不能容纳很多部队”为借口,企图阻止第七、八支队进城。第二支队根据胶东特委指示.积极配合第七、八支队迫使王景宋部队缴械,顺利地整编了王景宋部队,第二支队恢复了原第三大队番号。5月,根据胶东特委和第三军总部的命令,第三大队与在莱阳组建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及其他各地到达黄县的起义小部队,在姜家店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四路”(简称“三军四路”)。第三军第四路指挥部由李希孔任指挥,宋兆炼任副指挥,陈迈千任政委,宋竹庭任参谋长,仲曦东任政治部主任,下设3个大队,拥有400多人枪。

  蓬莱县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七•七”事变前,蓬莱“民先”县队部大队长于仲淑在蓬莱县进步教师中发起组织了抗日救亡团体“蓬莱县小学教师抗战服务团”。“七•七”事变爆发后,共产党员于眉受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委派,于1937年8月从北京大学回到家乡蓬莱。于眉回到蓬莱后,一面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建立中共蓬莱县委,担任县委书记,一面以“民先”组织为骨干力量,成立了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蓬莱县抗战服务团”,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并确定由抗战服务团团长于仲淑负责,在蓬莱县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中开展统战工作,争取他们支持和参加抗战。经过一段紧张的工作,抗战服务团发展到全县各区,于仲淑在各“乡校”中队中的统战工作也有了基础。从而,为发动抗日武装起义作好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派柳运光到蓬莱传达特委关于发动抗日武装起义的指示。蓬莱县委按照胶东特委指示,立即行动起来,一面发动共产党员、“民先”队员秘密收集枪支弹药,一面加快对各“乡校”中队的争取工作,积极准备武装起义。12月中旬,鉴于驻蓬莱县国民党第二十师和蓬莱县县长董干卿及其官员未战先逃,蓬莱县潮水镇国民党员张季瑞、张仲绩趁机纠合原县政府自卫大队拼凑成蓬莱县临时政府,张季瑞充任县长,张仲绩为秘书长。为此,中共蓬莱县委在安香于家南山召开“民先”县队部和“抗战服务团”负责人会议,决定12月2O日在响水湾吕家举行武装起义。12月10日,当蓬莱县委带领“民先”队员和抗战服务团近百人赶到响水湾时,原答应参加起义的蓬莱二区乡校和四区乡校中队长蔡禾生、郑君仪,却把乡校队伍拉回其驻地。加之,起义人数太少、枪支不足,准备不充分,这次起义没有成功。县委决定准备第二次武装起义。1938年1月下旬,蓬莱县委得知黄县抗日救亡团准备月底攻打黄县城夺取武器,蓬莱县委于1月26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一)于仲淑带部分人去黄县了解情况;(二)于寄愚、高达三、赵一萍等分别带领各自所在地的“抗战服务团”团员到艾崮山区的西宋家村集合,举行抗日武装起义;(三)于眉去胶东特委汇报。1月31日,于仲淑带领几个人去了黄县。2月1日、2日,各地起义队伍先后到达西宋家村。于仲淑等因黄县抗日救亡团改变攻城计划,遂于2月3日返回西宋家村,集合各路起义队伍100余人,举行了抗日武装起义。根据胶东特委的指示,正式宣布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三大队”(简称“第三军第三大队”),于仲淑任大队长、于眉任政委。

  “第三军第三大队”成立后,对蓬莱县震动很大,各区人民纷纷参加,一些“乡校”中队的负责人也向“第三大队”靠拢。2月8日,潮水镇镇长周雍鹤和该镇自卫队长张尔乙、张少申率自卫队100余人参加“第三大队”。当时为了团结上层进步人士参加抗战,蓬莱县委决定让周雍鹤任大队长,于仲淑改任副大队长,大队下设4个中队。2月13日,第三区“乡校”中队100余人,在“民先”队员郝斌的宣传下,由中队长郝铭传带领合编到“第三大队”。起义部队很快发展到350余人,拥有长短枪330余支。不久,根据胶东特委指示将“第三军第三大队”改称“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二路指挥部”(简称“第三军第二路”),周雍鹤任指挥、于仲淑任副指挥、于眉任政治特派员、张少申任参谋长。第二路指挥部下设两个大队:赵一萍任第一大队大队长、苏晓风任政委;郝铭传任第二大队大队长、郝斌任政委。3月份,蓬莱县第二区、四区“乡校”中队和八区“乡校”中队部分队员,也先后参加了“第三军第二路”,被分别编为第三、四、五大队。

  “第三军第二路”成立后,于2月25日进驻大辛店,并决定建立政治部,以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宣传工作,由于眉兼任政治部主任。3月4日和18日,“第三军第二路”指挥部抓住伪县政府力量薄弱、立足未稳的有利形势,先后两次攻克蓬莱县城。3月4日,“第三军第二路”部队从大辛店出发,下午到达县城东门外。蓬莱县临时政府县长张季瑞带领县政府秘书长、商务会长、财政局长、警察局长等人出城迎接,并表示愿意支持起义部队抗日。我军遂撤离县城,挥师马格庄,收缴了驻马格庄的二区乡校中队60多人的枪。“第三军第二路”起义部队撤离县城后,县长张季瑞露出了真反共、假抗日的嘴脸,立即与驻烟台日军联系,要求日军派兵增援,并表示效忠日军。驻烟日军派汉奸周华东带领180多名伪军开进蓬莱城。3月18日,起义部队第二次攻打蓬莱城。起义部队连续围攻县城三天,迫使伪县长张季瑞投降,活提了伪警察局长周东华,并收缴了全部伪军的枪械。在大军阀吴佩孚家搜出重机枪一挺,子弹千余发,这挺机枪后来在抗战中立了大功,被誉为“老黄牛”。伪县政府被摧垮后,蓬莱县委以“第三军第二路”指挥部的名义,于3月26日召集各区、乡、镇长30余人在县城开会,经过民主协商成立了“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推举于仲淑为县长。抗日民主政府下设秘书、财政、政训、教育、民政、建设、司法、总务8个处。于仲淑担任县长后,“第三军第二路”指挥改由于寄愚接任。蓬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第五、六、九区的“乡校”中队纷纷投奔“第三军第二路”,接受改编。抗日的农民群众也积极要求参加部队。第二路指挥部又先后建立了第六、七、八、九大队和警卫大队、县政府保卫大队。至此,“第三军第二路”发展到11个大队,约2500人。同年7月,“第三军第二路”在“第三军”总部的指挥和配合下,粉碎了周雍鹤的分裂破坏活动,巩固了起义部队。之后,“第三军”总部决定将“第三军第二路”所属部队整编为第二路第二营和第五营;任命赵一萍任二营营长、孙自平任教导员;回东任五营营长、薛莪任教导员。

  牟平育黎抗日武装的建立1938年2月6日,为筹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五大队,王亮、柏喜宾、于天德3人受中共胶东特委指示,到海阳县北江村(现乳山市)找到中共牟海临时工委书记宋竹庭,研究奇袭育黎乡校计划。2月7日夜10时许,王亮、宋竹庭等一行8人赶赴育黎,通过在区公所当师爷(文书)的贺致平(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叫开乡校大门,其余7人一拥而入,用枪口对准正在打牌、玩耍的乡校队员,未放一枪,仅用十几分钟时间,便缴获长短枪30余支,自行车、被服等物资一宗。宋竹庭等向乡校队员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当场吸收5名乡校队员参加八路军。两小时后,这支10余人的队伍,满载缴获的武器和物资连夜东进,次日下午到达文登县的崔家口第三军总部,与在那里已集结的起义部队汇合。不久,根据第三军总部指示成立了第三军第五大队,王亮任大队长,宋竹庭任政委。

  莱阳县抗日武装起义1937年“七•七”事变后,莱阳县在外地的共产党员宫维桢、梁辑卿、庄国瑞(庄扶吾)、刘坦等陆续回到莱阳,与在家乡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吴青光等联合起来,在莱阳县的南部、东南部和西部发动群众,建立“民先”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937年10月,胶东特委派俞克范以特派员身份到莱阳,向部分党员传达了特委指示:团结“乡校”武装共同抗日,发动群众组织武装起义。12月,吴青光在泰安与山东省委接上关系,并向省委书记黎玉汇报了工作。之后,吴青光由山东省委驻地返回莱阳,在孙受重新组建了中共莱阳县委,吴青光任书记。同时建立了“民先”莱阳县队部,梁辑卿任大队长。全县抗日救亡活动蓬勃发展。

  1938年1月,莱阳县委在小院村召开有县委成员和“民先”县队部成员参加的扩大干部会,会议决定建立武装宣传队。会后,在庄国瑞、刘恒山、王子芳等人的带领下,组织了十余人参加的“民先”武装宣传队,并着手组织全县的抗日武装。2月底,莱阳县委根据胶东特委指示精神,积极响应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在宋竹庭的帮助下,以“民先”武装宣传队为基础,举行武装起义,在河崖村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简称“第三军第九大队”),庄国瑞任大队长、宫兼三任副大队长、张子明任政委。第九大队下设3个中队。“第三军第九大队”成立不久,侵占青岛的日军300余人分两路进犯莱阳。3月17日,一路日军进犯渭田,遭到国民党夏格庄乡校武装的阻击。当另一路日军东犯到达小沽河岸和花园头村时,第九大队一部配合周围村庄的“民先”队员、乡校武装和数十名群众,借助小沽河岸的有利地形,英勇奋战,阻击日军,取得了毙伤日军60余人的胜利。到4月,“第三军第九大队”发展到150余人,并奉命北上黄县与“第三军”总部会合。5月,第九大队与“第三军第三大队”合编为“第三军第四路”。

  掖县玉皇顶抗日武装起义抗日战争爆发后,掖县的共产党员纷纷回到家乡,开展抗日斗争。久被国民党通缉转移在外的中共掖县县委书记郑耀南从青岛返回掖县。曾在东北军搞过军运工作的张加洛,受山东省委的委派也回到掖县。在这之前,还有从北京辅仁大学回来的郭欣农等。1937年10月下旬,掖县县委在郑耀南主持下,在四区后吕沟东村小学召开会议,研究组织抗日武装问题。会上,听取了张加洛传达中共中央华北局和中共山东省委的指示,重新确定了县委的分工,进一步加强了县委的核心领导。次日晚,会议在四区褚冯村小学继续举行,一致通过决议:(一)重新登记党员,根据党员分布,全县成立6个分区委;(二)重新登记枪支,每个分区委建立一支半公开性的武装;(三)积极发展党的组织,扩充抗日武装。会上,郑耀南还提议:由张加洛起草《华北抗战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文章,发至全党。会后,郑耀南又把已经停刊的党报《红星》更名为《民声》,重新复刊。通过《民声》报,掖县县委号召全体党员“反流亡”、“反妥协”,积极参加游击队,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6个分区委的武装在11月份普遍建立起来。即:郑耀南、王仁斋、郭欣农、陈子尚等在平里店一带组成的“人民抗日义勇队”;张加洛、吴幸之等在西由村一带组成的“抗战前进队”;滕绍武、姜兢一、王庆轩等在朱由村一带组成的“战地服务团”;李勋臣、鲍仙洲等在后吕村一带组成的“抗日除奸团”;郝香斋、王福聚等在驿道、郭家店一带组成的“抗日锄奸队”;王寅东、王侯山、侯景清等和平度县的乔天华、罗竹风、刘文卿在掖西和平度边界一带组成的“掖平人民抗日救国会”。各股武装多者六七十人、四五十支枪,少者二三十人、十几支枪。

  与此同时,掖县的国民党员赵森堂、孙会生、徐志皓等人组织成立了“掖县民众抗战前进队”(简称“民抗”);原掖县政训处人员张冠五、张忠厚等在黄山后拉起了二三十人的武装;曾在东北参加抗日的无党派人士李翔九回到家乡,也和阚廷璧等在三区组织武装。中共掖县县委为了团结各派武装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先后派人与县内各抗日武装组织取得联系。

  掖县的抗日形势十分有利,但是就在这时,掖县县长刘国斌却秘密逃走了。在这种形势下,掖县县委于12月底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逃跑了,共产党必须公开出面担负起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抗日的任务。会议决议:把我党组织领导的各股武装统一起来,组成“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简称“民动”),吸收赵森堂等的“民抗”参加;以各股武装人枪的多少,派出代表,组成“民动”的领导机构。会后,经王仁斋与赵森堂联系各方代表,在赵森堂开办的“励新书店”举行建立联合武装的谈判。掖县县委方派出张加洛、李勋臣、吴幸之、滕绍武、赵冲霄分别代表5个武装组织,赵森堂代表“民抗”。经过充分协商达成协议,联合后的抗日武装定名为“掖县民众抗敌动员委员会”。“民动”的领导机构设军事、政治、组织、宣传、外交5个委员,由各股武装派代表担任。除赵森堂自领外交委员外,其它4个委员确定:郑耀南任军事委员,张加洛任政治委员,李勋臣任组织委员,李佐长任宣传委员。这样,掖县县委便取得了“民动”的领导权。他们还团结了孙会生、徐志皓、徐承勋等国民党左派人士,拉住了具有一定影响的赵森堂等人,把掖县的上层人物最大限度地组织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来。

  1938年2月1日(农历正月初二日),日军侵占掖县县城。进城后,日军委任“永春堂药店”经理、掖县地方维持会会长刘子容为掖县县长,组成伪掖县县政府。日军在掖县城只呆了一天,便全部撤走。刘子容依仗伪保安队及伪公安局等权力机构,下令取缔一切抗日组织,平毁抗日工事,还召开全县各大区联庄会区队长会议,企图控制地方武装和政权。针对刘子容的阴谋,中共掖县县委确定,以“抗敌除奸,开展广泛的游击运动,并迅速建立军政抗敌政府”为中心任务,利用一切关系争取各区区队,在各乡镇、村庄成立自卫团。还在《民声》报上发表了《争取区队到抗敌阵线上来》和《乡村民众自卫组织大纲》两篇文章。掖县县委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争取了六区队、二区队、七区队和其他区队各一部分,他们都同意接受“民动”领导,参加起义。这样就使汉奸刘子容仅守一座孤城,陷入全县人民的包围之中。

  掖县县委为了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曾决定在农历“二月二”赶庙会时组织起义,攻打县城。但由于组织工作不够严密、不够充分,这次起义没有成功。掖县县委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后,对新的武装起义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为此安排两套班子,做出起义成功与失败的两套打算。一是,郑耀南、王仁斋、李勋臣等继续参加“民动”的领导工作,率领一部分党员和“民动”举行武装起义;二是,张加洛、李佐长、郭欣农等另组成一个县委会,率领一部分党员潜伏起来。一旦起义失败,郑耀南率领部队转入山区打游击,张加洛留在地方秘密开展工作,可以互相接应互相支援。县委和“民动”对起义作了具体部署:成立攻城指挥部,由郑耀南任指挥,赵森堂任参谋长;派宿勋臣和王瀛洲为内应,半夜偷开城门,引起义部队进城;切断县城对外的电话联系,防止刘子容向外求援。最后确定3月8日夜10点,各路部队到掖县城西北玉皇顶集合,举行武装起义。

  3月8日(农历二月初七日)夜,起义各部准时到达玉皇顶。指挥郑耀南下达了武装起义、攻打掖县城、活捉刘子容的命令。各路武装迅速开往县城,把县城团团包围起来。具体分工是:掖县城北武装攻打北门和东门,来自平度县的武装攻打南门,掖县城西武装攻打西门。起义部队埋伏在城下,焦急地等待着内应打开城门,但直到天亮四个城门依然紧闭,城门上反而加强了防守。原来,宿勋臣、王瀛洲按计划准备打开北门时,被巡警发觉,王瀛洲躲藏不及被捉。这时,刘子容始知有变,急求外援,下令死守。内应开城没有希望了,9日上午郑耀南当机立断,决定在军事包围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一面组织战士对城内伪军喊话宣传,一面派孙会生、朱开印等捉拿刘子容的家眷作人质。一时间“中国人不当汉奸卖国贼!”等口号四起,伪军开始骚乱了。当刘子容爬上北门城楼看到六区队队长周亚泉(原是他要委任的警备司令)也在向他喊话,才知大势已去。正在这时,朱开印等把刘子容的家眷带到北门城下,刘子容立时瘫倒在地。伪掖县保安队分队长张良臣只得表示伏罪,下令打开城门。起义部队进城后,很快缴了保安队、警卫队的枪,占领了伪县政府和公安局,救出了王瀛洲,活捉了刘子容。上午10点,起义军一枪未发,宣告掖县城解放。

  起义胜利后,“民动”领导召开会议研究部队建设、政权建设等重大事宜。会议决定,将“民动”更名为“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简称“第三支队”),郑耀南任支队长,周亚泉任副支队长,李佐长任机要秘书。支队部按照旧军队编制设立8大处。支队部以下成立11个大队,支队部还设立特务、侦察、通讯和盐警等直属大队。支队部发出布告,申明保卫胶东,保卫家乡,驱逐日寇;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实行民主政治,完成地方民选;取消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肃清汉奸,没收汉奸财产;动员民众参加抗战,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等6条政治主张。同时成立掖县抗日民主政府,委任张冠五为县长,并发布施政纲领。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县委决定以原县委为基础成立第三支队党委,地方由王鼎臣任书记,组成新的县委,受第三支队党委领导。到4月底,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第三支队就发展到三千七八百人枪,成了当时胶东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力量。但在第三支队内部,以赵森堂为首的一小撮国民党反动分子虽然参加抗日部队,却貌合神离,伺机谋反,并准备于7月7日举行叛变,逮捕屠杀掖县的共产党人,夺取掖县的军政大权,投靠国民党顽固派头子秦启荣。第三支队领导提前获悉了赵森堂等的叛乱阴谋,根据中共胶东特委“在必要时,可以断然处置”的指示,果断作出了镇压叛乱分子的决定。7月4日,一举逮捕了以赵森堂为首的6名反革命骨干分子,粉碎了国民党反动分子的阴谋,保卫了抗日民主政权。8月12日,根据山东省委指示,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与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合编,撤销“第三支队”番号。第三支队大部编为“第三军”第六十二团,郑耀南任团长,其余一部编为“第三军”第五十五团。

  招远县抗日武装的建立1938年3月3日,莱阳县的王子芳、刘恒山、王烈臣,招远县的林子彬、耿宽、刘福臣、孙青山等人,在莱阳县西北部的河崖村树起了抗日的大旗,建立起一支抗日武装队伍,很快发展到40多人。其中有招远南部西杨格庄村、东寨里村、东西城子村、高山洼村、东西万福庄村、埠上村、刘家村和官地洼村等10个村的进步青年,共20多人参加了这支队伍。3月下旬,这支队伍为避免遭受国民党莱阳保安团团长刘东阳部的袭扰,转移到招远南部的毕郭、车元口、城子、霞坞一带活动。不久,加入了到招远县活动的“第三军第九大队”。与此同时,“民先”招远县队部又派党员李秉诚、李丰盛、秦鹏飞等20多人加入第九大队。第三军第九大队在招远县时,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特派员宋竹庭亲自与国民党县政府教育官员考子修联系,谈判约定双方互相支持,共同抗日。宋竹庭还亲自到普云佛教会抗日救国军的香坛与其首领会晤,共同商定,结为友军。同时大力宣传党的抗战十大纲领广泛发动群众,壮大抗日队伍。第九大队在招远县一个月的时间,队伍由原来的40多人发展到100多人。4月中旬,部队奉命经牟疃、梅家沟等村到蓬莱与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部会师。到蓬莱后,被整编为3个中队,王子芳、林子彬、秦鹏飞分别担任一、二、三中队队长。5月,第九大队到黄县改编为第三军第四路第二十四大队。9月18日,又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六十一团第三营。

  1938年1月,招远县北截、大刘家一带的抗日志士刘伯音、赵金鼎和一区(现招城一带)、七区(现蚕庄一带)乡农学校的教导主任,组织起一支7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成员多是一些青年学生。队伍刚集合到七区城子村,即遭到招远地主武装焦环洲(字慎卿)部的袭击。当天下午在望儿山坡被打散,大多数枪支落于地主武装手里。此后,刘伯音、赵金鼎等人便以望儿山坡抗日救国团的名义继续宣传抗日,揭露地主武装反对人民抗日斗争的罪行,想方设法营救被捕人员。经过斗争,一部分被捕人员被释放。在此期间,刘伯音、赵金鼎、冯建民等先后加入民先组织,继续发展这支抗日武装队伍。

  1938年初,共产党员张嘉会(张干)和贾君知、郭玉峰、于发祥(于云青)、王佐臣等人,在招远黄县边界也秘密酝酿组织抗日武装,于1月在黄县台上李家村成立了招远县北乡青年抗日救国会(后改称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活动于招黄两县交界地区,公开宣传抗日,组织发动群众,秘密发展抗日武装队伍。4月下旬,八路军鲁东游击第七、八支队到招远。李厚生、张嘉会、刘伯音等先后与之取得联系。5月,经“民先”招远县队部联系,招远望儿山坡救国团(成员多是贫苦农民)和招远青年学生抗日救国会(成员多是青年学生)合并,在招远西北部辛庄村组建了一支新的抗日武装队伍,共约20余人。“民先”县队部研究定名为“招远县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十二大队”,张嘉会任政委、刘伯音任大队长,郭玉峰任副大队长,主要活动在辛庄一带。第三十二大队建立后,“民先”积极发动群众参加该组织,动员群众为了抗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些热血青年纷纷加入这支抗日队伍。有的群众自觉地将家里的枪献出,有的群众则积极提供存枪线索。第三十二大队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到一些地主、大户人家中去取枪,一个月的时间就收集到30多支步枪、3支冲锋枪。到7月,队伍发展到100余人。经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总部批准,正式将该部命名为“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十二大队”,任命贾君知为大队长、张嘉会为政委。不久,第三十二大队与温中坤领导的红枪会一部100余人和被争取过来的徐升福带领的部分玲珑矿警,合编为胶东抗日游击队第三支队第三大队。中共胶东特委军事部派王檐雨任大队长,张怀忠任政委,滕利刃任副大队长。新合编的第三大队受中共胶东特委军事部和中共招远县委(特支)领导,主要任务一是配合第三军保卫玲珑金矿。玲珑金矿的黄金资源是中共胶东特委的重要经费来源,各方势力都在觊觎着这块“肥肉”,必须有相当的兵力做保卫工作。二是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扩大共产党的影响,团结各界人士,共同开展抗日活动。三是发展武装力量,动员群众参军,搜集民间枪支。到9月,队伍发展到400多人,逐步扔掉了大刀、长矛,全部用上了钢枪。

  栖霞县抗日武装的建立1938年4月,栖霞县共产党员崔书景奉命联系吴志修、韩玉秀、刘荣(侯殿波)等率先在栖霞县南横沟村南庙组织了一支10余人的抗日游击队。同月,由莱阳去黄县会师的“第三军第九大队”过境,崔书景的队伍遂编为该大队的第二中队。崔书景任第九大队副大队长兼二中队负责人。第九大队后来活动在栖黄边界,发展到90余人,80余支枪。同年秋,第九大队改编为第三军第四路第二十四大队,后编入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六十三团。崔书景则奉胶东特委指示返回栖黄边区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根据地工作。在“第三军第九大队”第二中队在栖霞县活动的同时,中共胶东特委派人在栖霞县积极作争取辛诚一的工作。国民党栖霞县县长辛诚一领导的“第五纵队”是一支由山东省军阀韩复榘遗留在栖霞、蓬莱、招远、黄县等地的地方官吏、旧保安队、旧军队的士兵,以及当地的工农群众、抗日青年等汇合而成的武装,对外称“山东抗日第五纵队”(简称“第五纵队”),约有1000人左右,辛诚一任纵队司令。当中共胶东特委领导人民举行武装起义,组建抗日武装,积极开展抗日活动,倍受群众拥护,政治威望与日俱增的时候,具有爱国思想的辛诚一及其领导的“第五纵队”,受到了胶东国民党顽固派的排挤。胶东特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派吴帚平(山东省委派到胶东工作的)以特派员的身份,前往辛诚一部做说服动员工作。经多次交谈,辛诚一同意胶东特委派干部协助整顿“第五纵队”。此后,胶东特委先后派牛绍文(沈阳)、彭树桢、杨盛春和赵进琪等党的干部到辛诚一部队秘密开展统战工作,于6月将辛诚一及其部队争取过来,并开进抗日根据地掖县朱桥一带进行休整。9月18日,“第五纵队”被编为“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第二十五旅。随后,辛诚一提出,愿意自领100余人到招远县继续发展抗日武装。翌年3月7日,第五支队联合辛诚一部攻打招远县城时,辛诚一率部在瓦里一带阻击敌人。战斗中,他竭尽全力,英勇杀敌,以身殉职。

  栖霞县另一支抗日武装就是栖霞县大刀会。栖霞县人民为了反军阀、抗捐税,民间曾组织过红枪会、青旗会、黑旗会等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社团。“七•七”事件后,何冰皓等根据胶东特委指示,以抗日救国为号召,将“五会”组织起来,改造成抗日的武装组织“大刀会”,由何冰皓任会长,并于1938年5月27日,在福山县镇泉山大庙宣誓抗日。6月,何冰皓、唐文山、胡彪、孙伽俐等带领大刀会100余人参加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随后于河西村集合,赴黄县圈杨家第三军总部会合。7月,这支队伍到达黄县后,一部分编为胶东游击队第七大队升级到主力部队,一部分编为山东游击纵队胶东区栖霞第六支队,胡彪任第六支队支队长,孙伽俐任政委。不久,这支武装奉命返回栖霞,主要在栖(霞)、蓬(莱)、福(山)边区进行抗日活动。8月,由崔书景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合并入第六支队,崔书景任支队长,孙伽俐任政委,胡彪任副支队长。9月,栖霞第六支队在蓬莱县马家村改编成栖霞县独立营,崔书景任营长,庄扶吾任政委,下辖3个连。至10月,胶东特委军事部决定将栖霞独立营与福山独立营、黄县独立营二连合并为北海独立营,苏新源任营长,庄扶吾任政委,崔书景任副营长。

  福山县抗日武装的建立福山县的抗日武装始建于1938年3月,后来出现过一段挫折。1938年3月上旬,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进驻牟平县观水镇,“民先”福山县队部派员接上关系。中旬,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一路进驻福山县绍瑞口、巴家寨等村。根据“民先”福山县队部的汇报,19日第三军第一路、栖霞辛诚一、刘万岭部和大刀会会员共2000余人联合包围福山县城。早在2月,福山县国民党代理县长陈昱已投降日军,任伪福山县县长。攻城部队经过持续5天的围困,陈昱被迫与“第三军”代表谈判,同意接受改编。3月下旬,福山县伪保安队在绍瑞口村正式接受“第三军”改编,成立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福山别动总队,陈昱任总队长。总队辖两个支队,一支队王润之任支队长,胡亦农任政委;二支队赵锡纯任支队长,李丙令任政委。25日,福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陈昱任主席,赵野民(第三军代表)任副主席。但当时由于党组织处于初创时期,缺乏经验,让陈昱集军事、政治主要权力于一身。5月初,“第三军”总部西上黄县,陈昱趁机于5月4日在东厅村纠集亲信,收缴了“第三军”委派的军政人员的枪,制造“东厅分裂事件”,驱逐共产党军政人员,将福山别动总队更名为“福山县游击总队”,自封司令,福山县统一战线武装至此解体。“东厅事件”后,苏新源到福山县诸留、邹家房一带发动群众,开展抗日工作。中旬,建立起一支10多人的抗日武装。下旬,福山县抗日游击队在蓬(莱)福(山)边区正式建立,约有60余人,苏新源任队长,庄扶吾任政委。6月,这支队伍又被整编为山东游击纵队胶东区福山县第五支队。

  第四节莱阳渭田、花园头阻击战

  1938年3月初,驻青岛日军沿平(度)、莱(阳)路东犯,企图侵占胶东的中心地区莱阳县城, 进一步控制整个胶东。这时的莱阳,国民党县长梁秉锟已惧日潜逃,县政府处于瘫痪状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组织迅速发展,很快遍布全县。莱阳县的抗日武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第九大队已经成立,有些区的武装游击队也已组织起来。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深得人心,莱阳县保安团、地方乡校和一些国民党左派人物也倾向抗日。国民党代理县长赵世卿上任后,慑于全县人民的抗日运动,在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下,接受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国共双方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全县基本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

  3月9日傍晌,70余名日军由青岛乘两辆汽车,气势汹汹地直扑渭田而来。当汽车接近五沽河桥头时,严阵以待的3个乡校的官兵和200多名土炮手,操纵20余门土炮、40余门“二人抬”及数十支土枪一齐向日军开火。日军遭到猛烈炮火的轰击,死伤惨重。虽多次组织强攻,均被击退。战斗相持到下午3时,日军败退后撤,抗日军民跃出阵地紧追不舍。当日军逃到集旺疃村后三官庙时,突遭即墨县三甲乡校于永晓指挥的30余名官兵的伏击。日军腹背受敌,丢掉汽车,依托路旁堑沟继续顽抗。当夜10时许,店埠乡校士兵摸到日军前沿偷袭,被日军发现,伤亡六七人。双方相持至翌日上午9时,日军援兵自青岛赶到,乡校武装撤出战斗。日军闯入集旺疃烧杀抢掠,打死村民3人,烧毁房屋300余间,丢下打坏汽车一辆,用另一辆汽车拉着伤兵,窜回青岛。这次战斗,毙伤日军30余人,击毁汽车一辆。店埠乡校中队副兼教官姜乐山身先士卒,以身殉职。莱阳军民以较小的代价(伤亡10余人)取得了战斗胜利,打响了莱阳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全县人民战胜日军的信心。

  3月16日,中共莱阳县委得悉,东犯之日军已占领平度县东部重镇古岘,研究决定派遣“民先”县队部负责人王军光(花园头人),到莱(阳)平(度)边区的花园头(现属莱西市)一带,协同“民先”九区指挥部,利用小沽河东岸的有利地形进行阻击。在这同时,国民党莱阳县保安团和在花园头小学任校长的国民党县党部执行委员王葆忱,也通知武备、岚峰、店埠等乡校,采取积极防御措施,阻滞敌人东进。17日,一路日军300余人乘汽车由青岛沿青(岛)烟(台)路北犯。当日军到达渭田(现属莱西市)时,受到国民党夏格庄、姜山、店埠乡校官兵和当地“民先”队员的英勇阻击。另一路日军300余人沿莱(阳)平(度)公路东犯。早在16日,小沽河东岸的花园头、永丰庄、兴隆屯、黄王地、上泊、七岌、崔家庄、葛家埠、蔡家庄等10余个村的民先队员、群众500余人,在朱村河口东岸挖掘了长达5华里的战壕,并将朱村河口桥的东段拆毁。上午11时许,武备乡校校长李耀亭带领30多名乡校士兵开进七岌村。下午,王军光、王子阳(花园头人、九区区委书记兼民先九区指挥部队长)组织花园头村民先队员王炳岩、李德顺等30余人,把5门“二人抬”土炮抬到小沽河东岸阵地。晚上8时许,他们又组织民先队员、群众十五六人,用拖车把两门千斤重的大土炮拉到预定地点。当晚,花园头等村民先队员、群众四五十人,在王子阳带领下开到小沽河东岸,布阵待敌。武备、店埠乡校校长也分别带领30多名乡校士兵,在民先队阵地的南面和北面进入阵地。

  3月17日拂晓,日军乘汽车沿莱平公路从西向东徐徐而来。当敌车开到朱村河口桥头时,发现东段桥已被拆毁,日军只得从汽车上跳下来,进入齐腰深的河里,向东岸挪进。正当日军涉水东进时,“打!”王子阳一声令下,民先队的“二人抬”土炮首先射向敌群,接着土枪、土炮、土炸弹一齐猛打,乡校的士兵也开了枪。一阵激烈的射击,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只得丢下几具尸体退回西岸。之后,敌人集中火力朝东岸猛打枪炮,同时采用“正面佯攻、两翼包抄”的战术攻了过来。这时,东岸阵地上,武备乡校士兵被撤走,只剩下王子阳指挥的花园头民先队和群众积极分子还在坚持战斗。民先队员王述恩、王同才点响两门大土炮,又把敌人炸回西岸。稍停,敌人重新组织火力,向东岸和纵深地带疯狂扫射和炮轰。王子阳看到三面的敌人离阵地越来越近,情况危急,便与民先小队长王炳岩商定,马上撤退。在撤退中,王炳岩为掩护大家而光荣牺牲。他们刚刚撤下来,蔡家庄的民先队员和群众蔡人广、蔡早立、于可由、魏明福等10余人抬着一门“二人抬”土炮,扛着六、七支土枪,和岚峰乡校40余名士兵一起赶来助战。但终因寡不敌众,武器又差,也不得不撤下来。敌人全部过河以后,分两路进扰:一路大部分敌人侵入永丰庄。另一路小部分日军乘车开进葛家埠,在那里烧杀之后,又开到永丰庄,与侵入那里的日军汇合。稍停,敌人便集合队伍向花园头村扑来。

  花园头地处莱阳县西南部,位于莱平公路北面,距小沽河3公里,全村有200多户。村外是一片平原,村四周修有土围子。民先队员撤回村子后,为防备敌人的报复,王子阳和王军光等人紧急决定,将村里老弱妇孺向村北转移,青壮年上围墙守村子,抵抗日军。18日,国民党员、花园头小学校长王葆忱一面号召村民守围子,一面向莱阳县城打电话,请求县保安团团长刘东阳派兵增援。早饭后,刘东阳带着20多名士兵乘汽车赶到。上午大约9点钟,日军的一辆辆汽车由永丰庄开到花园头村南停下,300多敌人分兵3路,开始向花园头进攻:一路扑向村东南沟,一路扑向村西南荷花沟和坟地,一路正面攻击。守卫围子的党员、民先队员和群众,有的用大土炮,有的用“二人抬”,有的拿土枪、土炸弹一齐向敌人开火。还有的拿着铁锨、铡刀、粪钩等,准备同敌人拼杀。正南路的敌人首先占领围子外的几户农家,利用民房的后窗向北射击,汽车上的敌人不断向村里打炮。10点左右,敌人在枪、炮的掩护下,向南面、西南、东南的围子猛攻。我军民奋起还击,敌伤亡数十人。突然,西南面一股敌人爬上屋顶,架起机枪疯狂扫射,民先队员王培勋中弹身亡,王永训右肩负伤。王永训、王桃林等二三十名民先队员和群众,继续坚守阵地。南门围子上的王恒林、王金彩等数十名民先队员和群众,英勇还击敌人。当一股日军即将接近围子时,王金彩点响了大土炮,打退了敌人,而自己却光荣牺牲了。守卫在东南围子上的民先队员和群众20多人,也打得很勇敢。王维铎、王朴财等3人在战斗中阵亡。

  将近中午,我方弹药越来越少,伤员增多。敌人在村西南乘机打开缺口,蜂拥而入。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群众手拿铁锨、铡刀片、粪钩、棍棒纷纷赶来。爱国人士王葆忱也兜着石头,高喊口号,跟在群众之中。一场血战开始了。共产党员身先士卒冲入敌阵,将那些立足未稳的敌人刺下围子,民先队员和群众个个英勇拼杀,有的将土炸药包丢向敌群,夺下枪来还击敌人,有的搬起小碌碡狠砸敌人,有的抡起铁锨和铡刀片向鬼子砍去。混战间,有一部分敌人冲进王海峰、王海欤、王海岳3兄弟家,烧了他们的油房,并把藏在地瓜窖里的妇孺11口活活烧死。目睹敌人的暴行,王海峰兄弟3人抡起铡刀片冲向敌群,砍死一个又扑向另一个。最后,兄弟3人都身中数弹,壮烈牺牲。血战至午后,敌人终于从西南面攻进村子,王军光、王子阳被迫指挥人们撤向村北。敌人在南门上架起机枪疯狂扫射,爱国人士王葆忱和数十名群众倒在血泊里。凶残的敌人进村后,见人就杀,几个鬼子闯入王葆忱家,他的母亲和妻子操起菜刀同鬼子拼命,都被敌人杀死。下午两点多钟,敌人占领了花园头,放起大火,烧毁了大半个村庄,然后拖着60多具尸体逃窜了。

  渭田阻击战和花园头村血战,抗日军民有66人光荣牺牲,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是烟台市人民的光荣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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